中国古代富豪大多两种出身：一是贪官；二是靠经营智慧而成巨富的商人。贪官大都没好下场，和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然而，那些靠勤劳、智慧发家的巨贾们，结局却各不相同。
1、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
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期越国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辅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
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理应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2、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前520-？）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
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此人不选，是无天理。
3、清朝巨贪——和珅（1750年—1799年）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清代最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此人不选，此评当废！
4、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约前235）
吕不韦，战国末年着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
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吕不韦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着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5、富可敌国——沈万三（1330年-1376年）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只可惜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6、第一富翁——伍秉鉴（1769—1843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速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
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朝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 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7、商业巨族——乔致庸（1818-1907）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
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8、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着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
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
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9、一代钱王——王炽（1836-1903）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
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The Times》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10、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着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
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
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
